周恩来去世当天，江青率先赶到病房，当众高喊小超小超
右上角关注“张溥杰”，每天带您遨游知识的海洋。感谢您的支持！文/张溥杰“邓大姐来了。”一声清脆的声音，打破了病房的肃穆。所有人把目光投向门口，只见邓颖超身穿大衣，手拿帽子，灰白的头发散落在额前，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，步履蹒跚地走进了病房，边走边擦眼泪。现场人员无不为之动容，悲戚之情溢于言表。周恩来晚年已经面容憔悴这一天是1976年1月8日。上午9时57分，人民爱戴的周总理，摆脱了长达近四年之久的病痛折磨，离开了这片他毕生热爱的土地。此时的周恩来已经用白床单覆盖了身体，照顾的专家、医护人员都站在一旁，神情凝重，时不时传来几声抽泣。护士掀开了白床单，满脸憔悴、身形消瘦的周恩来安详地躺在那里。邓颖超知道，她亲爱的丈夫，亲密的战友，已经离她而去了。甚至走的时候，都未能见上一面，便从此天人永隔。此时的她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。颤颤巍巍地扑向周恩来床头，双手颤抖着抚摸着周恩来的双颊。泪水簌簌地落下，声音嘶哑地哭喊着：“恩来呀！恩来呀！你走了，我来晚了啊……”邓颖超与周总理但是邓颖超不得不打起精神来，因为还有许多周恩来的身后事等着她去处理。几个医护人员将她搀到了别的房间休息，她必须在这里亲自守候，等待中央领导同志过来向周恩来做告别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第一个过来的中央领导竟然是她。江青率先赶到第一个过来的中央领导是江青，进屋后她停步在位于周恩来床头位置大约一米处。既没有认真瞻仰周恩来的遗容，也没有向遗体鞠躬致哀。现场的人员屏住呼吸，眼神闪躲地打量着她。只见她面无表情，转身大喊“小超，小超……”声音划破305医院的病房。江青与周总理邓颖超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到江青身边，江青抱了抱她，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。之后与周恩来一同工作过的老同志和其他领导陆续赶到。与江青不同的是，他们神情凝重，眼含泪水，向周恩来遗体鞠躬并注目致哀。而周恩来去世当天上午，几乎一夜未睡得毛泽东正在床上翻阅文件。工作人员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，他一言未发，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。周总理从1972年5月份查出膀胱癌以来，已经将近四年的时间。毛主席对于总理的健康状况，早已有了心理预期。他的悲痛，无声胜有声。毛主席与周总理的经典合影周总理去世当天，邓颖超根据与周总理的约定，向中央提了三点要求：一不搞遗体告别；二不开追悼会；三不保留骨灰。很多人对此非常不赞成，李先念表示反对，这事儿不能从总理开头，全国人民不答应，邓小平也支持这一意见。在众人的要求下，还是搞了遗体公开告别和追悼大会。其实周恩来生前一直按普通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，从不搞特殊化。周恩来早在1956年中央决定实行火葬制度后，周恩来率先垂范，将自己的父亲坟墓平掉深埋，土地交公。他也曾与邓颖超约定，死后不保留骨灰。当他得知自己病入膏肓时，一再叮嘱邓颖超，千万不要保留他的骨灰，葬仪务必从简，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，一定不要特殊化。当然他也深知，有很多事是邓颖超做不了主的，但是她一定要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想法。所以邓颖超这才向中央提出了要求。周总理与邓颖超但周恩来毕竟是深受人民爱戴的总理，如何办理身后事，既要照顾他的遗愿，也要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意。毛主席说：我走不动了周总理去世第二天，北京各个重要的地方下半旗志哀。10日，中央发出通知，决定隆重追悼周恩来。朱德、叶剑英、邓小平、宋庆龄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首都群众代表，纷纷前往北京医院，在周恩来遗体前静默致哀。据说在遗体告别式上，观众们通过电视看到江青毫无悲戚之色，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摘掉，引起很多人的强烈不满。十里长街送总理11日，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。下午4时40分，载有周恩来遗体的车子缓缓驶向八宝山。十里长街，站满了送别的各界群众。这一刻，天地同悲。12日上午，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。邓颖超倍感欣慰，周恩来千叮咛万嘱咐的事情，终于办成了。14日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同志追悼会的方案。参加人员、人数，悼词等等，一并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。晚年的二人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情况，中央并没有安排他参加。毛主席在审阅报告时，一旁的张玉凤不由自主地问道：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?”毛泽东面带悲伤，用手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腿，艰难地对张玉凤说：“我走不动了。”作为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战友，毛泽东何尝不想去送老友最后一程，但是身不由己，要知道，此时的他也经是个风烛残年、病痛缠身的老人了。当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注意到，眼泪从毛泽东衰老的脸颊上流了下来。邓小平致悼词，毛泽东没有参加，但让人送来了花圈。15日，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，邓小平致悼词。毛泽东没有参加，但让人送来了花圈。追悼会后，邓颖超亲手将周恩来的骨灰分装四份，并亲自护送到机场。诀别前，邓颖超凝重地说道：“恩来同志，你的愿望实现了。你安息吧！”邓颖超手捧周恩来的骨灰骨灰撒向了祖国大地，完成了周恩来的遗愿。重病时，既忙于工作，也关心爱人在周恩来病重的这些日子，他依然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。有人统计，从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到1976年1月8日去世这段时间。周恩来做过大手术10次，小手术8次。平均来看，大概每40天左右都要动一次手术。即便如此，只要身体稍微允许，周恩来就继续工作。周恩来住院这段期间，邓颖超几乎每天都要来探望。当他看到重病的周恩来，仍为国家辛苦忙碌，便亲自设计了一个小木桌供其办公。1975年1月，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其实周恩来是有名的“工作狂”。我们小学学过的课文《一夜的工作》，就对周恩来辛苦工作有着精彩的描述。而邓小平1980年8月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·法拉奇问时，也曾说过：“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工作的人。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 12 小时，有时在16 小时以上，一生如此……”在周恩来纪念室里，陈列着他的一本1974年的工作日历。在3月26日这一页上记载着：“下午三时，起床；下午四时，与尼雷尔会谈（五楼）；晚七时，陪餐；晚十时，政治局会议；晨二时半，约民航同志开会；晨七时，在七号办公；中午十二时，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；下午二时，休息”。周总理的台历要知道，当时周恩来已经是病魔缠身的76岁老人了。诸如此般高强度的工作，在日历上记载的比比皆是。周总理的台历1975 年9月手术中，医生们发现癌细胞已向周恩来全身扩散，无力回天了。邓小平当即指示，要 “减少痛苦，延长生命”。此后几个月，周恩来身体每况愈下。但他的思维依然非常清晰，考虑还有哪些重要问题需要交代。当然，在病重期间，周总理也没有忘记对邓颖超的关心。每次做手术前，周恩来除了交代工作上的事宜之外，就是对身边人员交待说：“你们要照顾好大姐啊！”当然，周恩来对于邓颖超的关爱，不仅仅体现在病重时的多事之秋。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，邓颖超经常生病，周恩来就嘱咐工作人员要对其多些关注。每次晚上开完会，都会让司机轻轻地开到前院，他自己极力压小动静步行到西花厅后院。1955年，邓颖超要动手术。而周恩来需要出国，他硬是赶在出国前和大夫商量好了手术方案。有次中秋节晚上，正在紫光阁参加舞会的周恩来,看到月色皎洁，便匆匆赶回西花厅陪邓颖超赏月散步。当然，对于周恩来，邓颖超自然也是无微不至。每当看到周恩来长时间工作时，她总是想方设法劝他休息一下，哪怕几分钟也好。年轻时的二人从海河友谊，到珠江连理，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在战争年代和多事之秋经受住了考验。邓颖超的“小超”这个爱称，周恩来一直喊到了生命的终结。夫妻诀别时，邓颖超所献花圈题款也是“小超哀献”。从鲜衣怒马少年时，到满头华发老来伴，周恩来与邓颖超，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，值得后人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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